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描述的对象不同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而历史家则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这种区别使得诗所关注的内容具有更强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历史则更多地关注个别事实。
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对比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所描述的事务带有普遍性，因为它们反映了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下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这种普遍性使得诗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相反，历史所叙述的只是个别的、已经发生的事件，缺乏普遍性和必然性。
哲学意味的体现
由于诗所描述的事务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它们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具有更高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更严肃，因为它通过虚构和概括，能够揭示出更为深刻和普遍的人生哲理和社会规律。
艺术的真实性与虚构性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诗是虚构的，但它通过虚构揭示事物的必然性，从而抛去偶然性。这种艺术的真实可以高于生活的真实，因为诗可以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展示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历史则受限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是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务具有更强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和指导意义。这种观点不仅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对文艺和生活的深刻理解，也奠定了西方美学史上诗与历史比较的重要理论基础。
